南诏大理国时期,以汉文为通行文字。文献记载说,唐朝廷曾向南诏颁赐诸子百家之书,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。“不读非圣贤之书”,第六代王异牟寻“颇知书”。这里的“书”,指的是汉文文献。
唐天宝九年(公元750年),南诏在战争中俘获唐朝西泸令郑回,令他为南诏子弟教授汉文化。南诏君臣,喜爱以诗词唱和。
唐朝僖宗时期,唐王朝与南诏之间出现了一次和亲。僖宗决定将安化长公主嫁给南诏王蒙隆舜。中和元年(公元881年),南诏清平官杨琦琨奉命到成都晋见唐僖宗,并迎接安化长公主。由大理赴四川的途中,杨琦琨有感于途中的自然风光,以及自己肩负的重任,触景生情,写下了一首《途中诗》:
风里浪花吹又白,雨中岚影洗还清。
江鸥聚处窗前见,林狄啼时枕上听;
此际自然无限趣,王程不敢暂留停。
这首诗被收入《全唐诗》,成为传诵千年的上乘诗作。南诏诗人的作品可人《全唐诗》,这是南诏深受唐朝文化影响的例证。
大理国仍然以汉文作为通行文字。乾道九年(公元1173年)大理人李观音得、董六斤黑一行到邕州与南宋进行贸易,求购中原汉文图书。政和五年(公元1116年),大理国派遣李紫宗等人到开封向宋王朝进贡,途经鼎州时,曾拜孔子圣像,观御书阁。元朝初年,中原地区找不到唐太宗《帝范》十二篇,只好来大理地区寻找,应了“中原礼失,求诸四夷”的说法。
有的学者认为南诏文化具有“仿唐性”,有的则认为南诏文化就是唐文化的翻版,不是“仿”,而是“是”。我们认为,南诏文化与大理国文化,是独具特色、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。南诏大理国文化的特色,与它的教育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南诏大理国时期,佛教等同于国教,知识阶层大多都是“读儒书,行孝悌忠信之事”的“释儒”。民间“其俗多尚浮图法”,更有趣的是,担任教师之职的人员,称为“师僧”,他们“教童子多读佛书,少知六经”。鉴于这种教育方式,南诏大理国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是“通释习儒”。那些既懂得佛教义理,又熟悉儒家典籍与理念的佛教徒,成为大理国科举考试录用的对象。南诏后期,特别是大理国时期,官员都从僧侣中选拔。